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，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。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，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，甚至像南诏一样，彻底脱离中原王朝，走上自立的道路。

　　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，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「极边」之地，轻易不干预其事务，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。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，在缴纳贡赋、提供兵员之外，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。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，其欲乘势取云南，并献上地图。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：此外非吾有也！

　　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，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，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。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，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，干脆一弃了之。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，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。

　　为征服梅山生蛮，太宗起，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，屯驻重兵封锁梅山，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。可直到神宗时，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，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，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，在这里设立了新化、安化二县。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，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，与西夏周旋几十年，也未能取胜，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，损失了数十万大军。

　　作为后世来人，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。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，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，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，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，居然是驿道。

　　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，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，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。忽必烈率蒙古大军，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，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。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，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、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。

　　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，一路东行、进入湖广后，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，而这条驿道，正好穿越了苗疆。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，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。

　　蒙元在夺取南疆后，始采用‘土司制’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。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，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。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，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，又有着特别之处：

　　首先职位世袭，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，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，亦或是其他的亲属；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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