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，现实的某些迹象却不时使他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。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，前苏联的那一幕非但没有重演，国家的某些现行方针政策反而使人产生一种收缩的感觉。前不久，他去北京参加一个经济方面的会议，中央领导在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涉及这一方面，但是，从整个气氛中，他却嗅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。他熟悉中国政坛运动式的工作方式，隐隐感到不妙。当然，在大多数时候，他对大势的看法仍然未变，正因为这样，他反倒希望老婆的志向有所转移。他曾经旁敲侧击地建议她多留心经济事务，可是，她却似乎只对纯政治感兴趣。因此，他现在面对着两种选择：要么任由她买官做官，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永无止境，要么向她摊牌，彻底把她的思想扭转过来。事实上，他只能选择第三条路——拖。这是一条妙计，但是要对老婆使用，感觉却并不好。

　　其次就是在美国读高中的儿子的事。他曾经去美国考察过，深知两个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差距，希望给儿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，在进高一时就托关系把他送到了美国。殊不知，儿子不用功读书，却学会了花钱。他是按美国人的中等生活标准按年度汇款的，今年刚过完一个学期，儿子就打电话来催他汇款了。他问儿子钱是怎么花掉的，儿子回答得很简单——用呗。他气得暴跳如雷，却无可奈何，还是再次汇了款。这件事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失望。他对儿子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——在他手中建立潘氏家族企业的雏形，交给儿子发展壮大。儿子在来信中向他倾吐过将来从政的愿望，对此他并不反对。他告诉儿子，可以先从办企业入手，当经济实力壮大到足以影响国家政策时，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，也许可以在自己手中实现，也许必须花费两、三代人的努力，因此他迫切需要儿子首先成为真正的人才。他确信，只有人才才能使用人才。他日夜琢磨着一项对儿子的新的教育计划，对它的作用却缺乏信心。为了将来，他强迫自己从多方面收集资料，把计划写得象一本小书一样完善，准备在必要时发到美国去。但愿上帝保佑，它能创造震慑性的效果吧！

　　云彪的问题似乎更简单，却让人更伤脑筋。不久前，云彪提出把他手中的那点钱也拿出来，交给秋林投资股市，后来，他又有了新的想法：用渡假村作抵押，向银行贷款。显然，云彪被秋林在股市巨大的成功强烈地吸引着。这一点他理解，因为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赚钱可以象秋林如此快法。在决定投资之前，他曾按自己的方法估计每年可以得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收益。这种预期本身就够大胆的了，可是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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