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忌讳，我很想知道。”秋林神情凝重地答道。

　　“好吧，我尽可能说得简单些。夜深了，夜凉让人感到舒服，可也容易伤身体。他比我大十岁，也曾经是一名军人，在西藏一次平叛战斗中负过伤。他在部队的那段经历，不说也罢。他年轻时很倔，宁肯挨穷，也不愿意领取政府给他的伤残补贴。他只有一个独养儿子，也就是我的二女婿，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和他老子一样倔。几年前，他和我女儿结婚，生了一个胖小子。呵，就是您遇到的玩泥巴的那个小家伙——农村的孩子都这样。日子是穷一点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！可他偏要去城里打工。”说到这里，老板停下来，目光中透出悲伤神色。

　　“……是前年春节出的事。当时，他在广东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泥瓦匠，准备讨回包头拖欠的四百元工资，然后回家过年。包头不肯给，他就爬到脚手架顶上以死相胁。包头坚持要留到第二年再付，他就一直呆在上面，不肯下来……多蠢啊！下面有很多人看热闹，吵吵嚷嚷的，劝他下来。也许是天气太冷，手脚冻木了，他在往下爬的时候一头栽了下来……出去的是一个棒小伙子，回来的却是一只小匣子……唉！”

　　当晚，秋林彻底失眠了。他想使自己静下来，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，最后，他打开《坛经》一字一句地念起来。于是，激动的情绪照例平和了些，可旅馆老板的话却挥之不去，前念、今念、后念接踵而至。他干脆放弃睡觉，点燃香烟专心思考起来。

　　如果说，最初他仅仅有一种模糊的感觉，当晚和旅馆老板的谈话却使他再也无法掩饰，他的世界——过去是完整的统属于人民这一概念之下的——分裂成了敌意的两半：穷人与富人。从纯观念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毫无新意：在此之前，它始终象是一种虚拟的、事不关已的东西。然而，倏忽间，它就变成一种清清楚楚的归属感。人民分裂成了富人与穷人，他却不自觉地从过去的队伍里游离出来，站到了它的对立面。幸耶？不幸？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憾与怵惧，就象刚从一场美梦中醒来、却发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沿上一样。他天性厌恶人际争斗，此时却不得不面对这种沉重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敌意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他本能地想到了逃避，正如过去已经习惯了的那样。可是，这种敌意并非来自于个体与个体之间，想逃，终归是无处可逃的。那么，你将如何面对这种避无可避的现实呢？

　　可是，他终归还是找到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花费更大的代价，来去收买那个向他传达敌意的老农。只要他肯接受一笔钱，那么，敌意将不复存在，他想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主动找旅馆老板，请求他帮助说服那位老农接受他的援助——三万元现金。他说，他是真心实意想帮那位老人；他——那位老人尽可自食其力，可他不能不替孩子的将来考虑。旅馆老板看了看他的眼睛，知道他一晚未睡，被他的诚意打动了，把店子交给老婆照管，出去了整个上午，回来时却遗憾地告诉秋林，他没能说服那个倔老头。”以后再说吧！过一段时间他会转过弯来的。”

　　当天下午的上班时间，秋林去乡政府找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，陈述了他的捐献计划；他知道乡里有两处电站需要重修，准备捐献三十万元现金。他要求政府专款专用，并且指定旅馆老板作他的资金使用监督人，把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报告给他。两位领导对他的计划非常重视，立即召开党委会议，根据他的要求形成了决议。全体党政领导主张举办一个大型捐赠仪式，让全乡人民当面答谢他的义举，秋林坚决地拒绝了。

　　第二天上午，他在乡财政所长的陪同下离开小镇，上县去办理捐款转帐手续。临走前，他再次请求旅馆老板做那位老农的工作。他说，不管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他。这件事象是夏天无意中吞进的一块冰，始终哽在心里，使他感到难受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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