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给职业介绍所送了数百元中介费。后来，她做过一段时间香烟生意，在破旧的黑提包里装几条烟，瘸着腿，去各式批发部门口转悠，因为总有一些老板临时需要用烟，又懒得自己跑。她赚了些钱，后来工商却不让她做了，因为烟草是专营的。为什么要专营？只准有钱人做吗？她想不明白。此后，她老老实实守在家里，靠每月从政府领取一百五十元低保金过活。怎么个过法？——对付着活呗，人总是要活的。最近，那位名演员老在电视里说：”妈妈给孩子的，从来都是最好的！”可她都给了孩子些什么呢？她从来不敢奢望给孩子最好的，可是，那些最起码的总得给吧？幸好孩子还有一个好心肠的伯父——也不富裕，只不过两口子都还没丢掉工作而已——把孩子的学杂费全部担了起来，还时常接她和孩子过去打牙祭。即使这样，那一百五十块钱还是不够用啊！于是，她终于想到了把二室一厅的住房出租一间。每月增加三百、甚至三百五十元，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了。可是，她是否应该为了钱把房子租出去呢？卧室当然是隔开的，可客厅、厨房、厕所却得共用，万一招进一个乱来的人，她和女儿该怎么办呢？她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用女儿的毛笔写了几张招贴，瘸着腿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它们张贴到远一些的电线杆上。她没有想到，她招进了一个财神。黄土也有翻身之日啊。她亦喜亦忧地观察、盘算三个月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从银行里取出丈夫死时得到的那笔抚恤金，战战兢兢地，把它摆到钟云的办公桌上，向她陈述了自己和境况和想法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拒绝呢？事后，钟云曾经向秋林谈起这件事。他倒是挺大方的，说只要别人信得着，能顺便帮帮那些确实有困难的人也是她的一件功德。可是，他送她的这件功德却给她带来了不尽的烦恼。自从房东得知那笔小小的资金翻了几番后，来找她的人便多了起来，最初是邻居，接着是同事，然后呢？就是房东一串连着一串的亲戚。钟云试图给自己确定一个接受委托的标准，把圈子缩小在一定范围内，可是，她发现没有一种标准管用。不是她不坚持，而是那些人总有办法砸碎她那些本就难得站住脚的标准。比如说，贫富标准。当然是帮贫不帮富哪！现在她身边聚集了近百名投资在五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小散户，仅仅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件难事，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委托电话、礼节性的拜访……这些人对她也并非永远毕恭毕敬，尽管每个人都赚了钱，可在和其它人进行比较之后，心里便有了不满。他们开始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是特殊的。于是，矛盾冲突也多了起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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