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宁愿装出醉生梦死的模样，也绝不主动提及相关的话题。他把第三杯酒全部倒进嘴里，重新斟满，边慢吞吞地品尝着，边等待潘厅长重起话题。潘云峰应该比他更急。

　　“戈尔巴乔夫发动了革命性的政府改革，当他失去政权后，苏联跟着解体，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。他也勇于尝试，而且有意将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带入法治，结果呢？俄罗斯为什么也没能躲过这场灾难呢？”云峰作沉思状，过一会，似乎自言自语地问道。

　　“索罗斯在剖析亚洲金融危机时曾经使用过”儒家式的资本主义”这一概念。亚洲经济体都有这种结构性的弱点。家庭主控经济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，而是与极权政权紧密相联。苏哈托掌权后，造就了印尼的短暂繁荣，更主要的，是造就了家族的特权与鼎盛。有一个传闻很清楚地说明了极权、银行、危机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：印尼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有一行标示，”提供私人部门”的一大笔预付款，已经勾销了新加坡在危机爆发初期所提供的大部分国际援助。有人质疑，所谓”预付款”是付给苏哈托家族的，他们把救命的美元搬出了印尼。随着金融危机恶化，保存这些文件的大楼竟发生了一场神秘大火，所有证据被付之一炬。”

　　彭科长喜欢谈论政治等不着边际的大问题，或者俗之又俗的女人问题，与云峰刚好相反。云峰认定，在大陆目前不谈主义的氛围中，妄议时政其实潜藏着巨大的风险。他这种心理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遗留，单就言论自由方面来说，自从国家在法律上把”反革命罪”改为”破坏国家安全罪”之后，因不当言论而罹罪的事已经少见了。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吧！不过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必要的警惕，毕竟是一桩好事，因此云峰的谨慎反而使彭科长油然而生敬意。可是，他每天都必须接触无数要求贷款或者拒绝还贷的人，因此，具体的经济事务反而是他苦恼的根源之所在。此外，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的腐败象是一项新的发明，他虽然也是受惠者之一，却不幸地是那种很小的受惠者，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态度是心怀不满、爱与恨兼而有之的。因此，他宁愿把政治与女人摆在一起，当成一盘特别的下酒菜。他认真阅读过索罗斯的著作，本身又从事金融工作，熟悉这方面的情况，谈起来头头是道。他希望继续沿着这个话题谈下去，一直到这次聚会结束为止。他接着说道：”俄罗斯的强盗式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儒家式资本主义，因为今日的强盗正是昔日的儒家。前苏联解体前，戈尔巴乔夫面临两大难题：土地私有化和解散苏联。叶利钦上台后，授权拜丘斯推出一个不易平衡的法案，以解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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